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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创造101》的那些日子

原标题:我在《创造101》的那些日子

“真的开始了,真的结束了”。6月23日晚《创造101》的导播室。 图片由作者提供。 一 我从未想过有一天能够亲身参与一档S级节目的制作,尽管我做综艺节目研究已经数十年。 2017年12月9日,第三届电视研究年会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召开,我邀请了数位业界人士,他们几乎都是当年大热综艺节目的总导演,唯一的遗憾是《歌手》总导演都艳未能到场,因为刚刚离开湖南卫视的她与七维动力公司已经接受腾讯甲方的邀请,正忙于筹备一档女团选秀节目《创造101》。 2017年12月16日,我第一次与都艳在复旦大学旁边的一家咖啡厅见面。在湖南卫视工作近20年的她,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谦和谨慎。那天下午,我主要表达了两个观点:第一,自2005年《超级女声》开启选秀风潮以来,中国的电视选秀综艺历经了几次模式转变,但核心依旧万变不离其宗,它包含着事实不平等基础上机会平等的社会学意义。其次,中国的选秀或者当下的偶像养成综艺,它们有意或无意间,承担着培育“成熟”市场的职责,而市场的形成反过来倒逼相关产业的发展与成熟。这一逻辑恰好与东亚其他国家相反。

七维动力创始人、《创造101》制片人都艳 过去十余年间,(电视)综艺界一直在寻找下一个现象级,或者说下一个利润增长点。女团或者团体选拔节目,曾经被浙江卫视前总监夏陈安寄予厚望,不料,浙江和东方卫视,都曾或多或少消耗了海外原版《Produce 101》的模式,却始终未能引发社会关注或讨论,仅仅局限于粉丝经济的变现与垂直性增长。面对“前车之鉴”,七维动力选择《创造101》作为进入市场的首个项目,压力之大,可以想见。毕竟,此前好几支从国有电视台独立出来、成立公司的节目团队因为首个节目的失败,相继折戟沙场。实话说,对于把《创造101》进行“真人秀化”,我是存有执念的。101位姑娘的集体生活,不会也不可能只有惺惺相惜、辅车相依,戏剧化和张力,无可避免。如何再现彼此间的竞争感,而非被坊间口水化或被庸俗化的“撕13”,从而与受众之间产生通感,或者共情,应当是节目具有可持续性热度的关键。围绕《创造101》节目的顶层设计,我和都艳达成了初步共识。

《创造101》总导演孙莉(左)和执行总导演顾玉帆(右) 随后,在都艳的引荐下,我认识了孙莉。在此之前,我在电视屏幕上看过她担任《我是歌手》总编剧的身影。《创造101》是她首次担任总导演的项目。我们通了大概两个多小时的电话,挂电话前,她邀请我参加成都的选角工作,估计也是出于对我的好奇。2017年圣诞节那天,我们冒着严寒,在成都市区中心的一座大厦里面见了两批报名选手,其中就包括7人集体参赛的ETM组合。据选角组介绍,在此之前他们大概已经跑遍了中国几乎所有培训女练习生的公司。这些大大小小的民营公司中,有不少公司业务并非专营女团;它们的存在,几乎复制了1990年代中后期我国处于全球产业链下游的民营企业在某些领域(如VCD、DVD)里蜂拥而上,引发产能严重过剩与价格大战的机会主义情形。它再次证明了,通常情况下,尤其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资本的逐利性决定了资本只会流向迅速增值的地方,例如娱乐与信息行业。 通过第一次“摸底”工作,我了解到这个节目所涉及到的各方力量之间的博弈及其复杂性。各大经纪公司、腾讯、选手与制作方构成了一组非均势、结构性差异明显的多角关系。选择哪些经纪公司、选派哪些练习生参加女团节目,一定程度上具有立定基调的象征意义。因此,腾讯视频与经纪公司之间的协商,成为重中之重。 当然,大经纪公司自有利益权衡的考量。例如某家经纪公司的老板一直向孙莉强调,公司旗下的练习生2018年的工作表基本上已经排满,不是承接唱歌跳舞或与女团相关的业务,而是演戏等其他“多元化”开发的工作。原版节目正是建立在制作方、电视台同拥有大量尚未被市场消化的练习生的经纪公司之间签订契约的基础之上。然而,在中国做女团选拔节目,与海外原版之间最大的差别,或许就在于选手(练习生)。原版节目里的练习生,参加《Produce101》前,几乎没有在媒体上露脸的机会,进入节目组,属于孤注一掷,毫无任何退路。或许海外节目里的生存战,以及它所再现的进攻性现实主义,能社会性地触发在丛林环境中谋求“自我持存”的普通个体的情感。

拥有粉丝基础的吴宣仪与孟美岐 反观参加《创造101》节目的选手,其中不乏“have nothing to lose”的练习生,但有着丰富自媒体经验或者长期浸淫于大众媒体产品制播逻辑的“回锅肉”依然占据一定比例。她们拥有“成名的想象”,但拥有更多“成名的途径”。她们的首要诉求,并非是否“出道”或“成团”,而是赚取或快速增加可以即时变现的“流量”。参加《创造101》或许只是众多试错机会的其中之一,她们虽然说不上“have everything to lose”,但至少“have something to lose”。于是,拥有一定粉丝基础的她们自然获得了一种弹性的、在某些时刻甚至不容置喙的议价权。我不太喜欢这种情况,因为它定会稀释、消解掉这个节目原本可能所想象的某种成长性。不过,在面试结束后一起吃晚饭时,孙莉提出,两版节目的差异越大,相应的,留给制作人进行母语探索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既然前期甄选出的练习生面临的处境各不相同,不如顺势而为,以此展现出练习生并非整齐划一的能力、位置与心态以及目标。这原本就是对该行业最原始、最真实的全景式图绘。 记得半个月前,我接受某家媒体的采访,问起我们是否按照原版,一一对照对选手进行角色塑造?面对这个过于刻板化的问题,我有些哑然失笑。与十几年前《加油好男儿》或者其他选秀节目里需要前期对选手进行刻意的话术与形体规训的方法不同,参加该节目的练习生大多为95后甚至00后,她们的媒介素养与“自我名人化”经验,使她们几乎不需要制作者强制性地、由外而内地植入某种人设,自身已然在镜头前呈现出较为多元的性格特征。从一万多位候选人中选择101人参加节目,考虑不仅仅是艺能,还有她们的代表性。因此,我反而好奇的是,处于上帝视角、全知全能的制作方,如何处理镜头介入之前的真实,与随后服务于故事线与主题的真实之间,存在着的一种永恒的、辩证性的互动关系?而当坊间舆论声讨节目的松散、毫无章法时,是否应该考虑,妥协后的文本产物,究竟过滤了多少、以及如何过滤掉原型故事里种种结构化的不确定性? 二 曾有学生在微博里质疑我,“您太过理想主义,编码者总是煞费苦心,而这个平台不会给予被解码的可能”。在节目临近结束前,仔细想想,这一判断似乎一语成谶。在这个节目里,平台方即甲方为腾讯视频,11人出道后女团运营方为哇唧唧哇,腾讯是其质权人;而我所在的节目组是制作方即乙方为七维动力。传统广电行业里一直争议不断的制播分离模式,视频网站在近几年间,借助纷纷出海的广电人的力量,将之运用得风生水起。因此,《创造101》节目从确定与签约选手、赛制策划,到后期剪辑、营销推广,以及粉丝投票,腾讯毋庸置疑地扮演着大家长的角色,也就不足为奇了。例如第一次公演时,某家经纪公司部分组员的镜头被删减,表明了腾讯作为甲方对该公司及其选送的练习生的僭越纪律行为的一次惩罚。 临近寒假结束的某一天,孙莉突然给芦林和我分别打了一个电话,语气严肃地要求我们参加原本我以为可以隐遁的会议。在会议行进过程中,我一度有些出神,只是孙莉和都艳的据理力争,让我深刻地感受到,脱离了传统广电的体制性红利,怀揣理想的广电人何尝不是同参加节目的部分选手一样,济河焚舟,背水一战。会议双方的辩论,与其说是话语权位之争,毋宁认为是路线之争,即垂直市场与粉丝经济模式下(代际)用户逻辑,同水平市场模式下(市场)民粹主义路线之间的争论。 像这样的内部讨论,应该有很多,我并不是每次都在场。不过,制作方确立主体性的空间在一次次关于节目赛制、后期剪辑等方面的争论、张力与妥协中得以生成,其结果是,节目文本代表了一种组织化了的“中间”形态。除了经纪公司与腾讯作为型塑文本的外在力量之外,数百人的团队组建,成为不可忽视的、内生性的自变量。七维动力的核心主创十余人左右,而编剧组、导演组、后期、摄像团队、赛制组、选角组、服装组、秀导组、选管组等以“拼贴”的方式完成团队搭建。这些组,大多由经过市场检验的独立团队组成,而执行层面几乎由90后年轻电视人组成。几个月相处下来,这一支庞大队伍的运作,总让我想起美国纪录片大师布鲁姆菲尔德对帕索里尼的电影团队的描述:一面表现出井然有序,上情下达,另一面似乎是在一种阵地战的状态下开展各项工作。 我所在的组是编剧组。作为总导演,孙莉将编导组一分为二,导演组和编剧组。导演组负责演播厅公演环节与强赛制设计,编剧组的任务则涵盖从前期选手的FPD(跟拍)、真人秀环节设计,到选手采访与公演环节的FPD,甚至每周的选手训练巡视。这样的职能划分,与明星户外体验类或竞技类真人秀的职责安排,颇为不同:例如《极限挑战》或《24小时》等,编剧主要制定故事框架、设定情境,跟拍导演则负责执行;虽有所不同,但同时也交由编剧极大的责任和工作压力。

《创造101》总编剧芦林 编剧组由芦林负责,我担任顾问一职。1月初,我受邀来长沙与创作组成员第一次见面。讨论过程中,我强调,社会学知识的补充与社会学视野的引入,应该是编剧应当具备的素质。会后,我得知,编剧组成员由孙莉进行笔试考核,从四五家民营制作机构中挑选出来。不过,我倒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大家都比较年轻,清一色女生,除了我带去的团队里的两位男生。当时,我心里一闪而过一个念头,女团选拔类节目,编剧组是否可以增加一些“钢铁直男”的成分?去年年底我主持的电视研究年会上,《中国有嘻哈》的总导演车澈在席间无比骄傲地向全场宣称,正因为他们节目组的全直男阵容,方才锻造出充满着浓厚的康奈尔意义上的支配性男性气质的嘻哈音乐选秀节目。 与编剧组成员初次见面后,一月下旬,我与4位团队成员正式进驻长沙的节目筹备组,湖南广电旁边的住宅小区里的一套住房;像这样将公司设立在广电旁边的住宅小区的民营制作公司还有很多家,基本上都是从广电体制离职、独立创办,却依然与湖南广电保持千丝万缕的关系。十余年前读博士,我参加密歇根大学和复旦大学历史系举办的社会性别暑期班时,有位来自美国的社会学教授向我们展示了女性生活轨迹图的方法论。于是,我尝试把这套方法论应用到综合性地熟悉北京、上海、广州与成都四地练习生的情况的工作当中。它一定程度上让我们在三月初对选手进行首次全面采访时,能方便快捷地掌握选手的基本信息,而不至于出现信息缺漏等现象。与此同时,芦林和我还在都艳的办公室的墙壁上,树立了一面展示选手心理特征与社交关系的图表。

《创造101》的SLOGAN 《创造101》这样大型的团体选秀节目,的确给综艺编剧工作提出极大的挑战:如何了解选手的基本信息,如何把握她们纷繁复杂的社交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如何进行赛制和真人秀环节的设置?是否需要进行临床心理学式的梳理?这些问题,并无单一绝对的答案,一切需要摸着石头过河。然而,《创造101》不是一档类似《老大哥》或《幸存者》一般24小时无死角监控、展现人性趋利避害的纯真人秀节目。正因为这一点,使得节目的真人秀环节,无法完全按照“放养”的方式在闭合的环境里无上限地记录。于是,从长沙到杭州萧山的几个月内,节目核心成员反复对赛制进行打磨和修订。这也成为外界批评《创造101》的主要依据之一。我们曾有过感叹,买了原版版权的节目,最终成型的文本,却有较大差异。一方面,节目组以反套路的形式,杀熟悉套路的选手一个措手不及;更紧要的是,所谓差异,的确是我们对节目进行在地化改造的结果,也是目的。 一直不温不火的女团行业、蜂拥而上的经纪公司“乱象”、练习生或选手多样化的生活轨迹与出生背景,都提示我们,在地化的改造应当包含如下两重维度:塑造行业的普通性(而非偏门)进而营造普遍性——市场伦理、经济人精神、微缩政治以及消费者主权;塑造大时代下不同年龄阶段、不同圈层背景都需要面临的丛林环境——自我商品化、自我管理和自我激励。这已经不是外界指责节目组不懂女团、或强加/实现某种价值观的问题,而是如何更有效地而非有意地展现选手身上的社会学意义、对接观众情感结构的问题。

从101人中突围占据金字塔 所有经过改造的赛制里,在我看来,双通道的设置最令人满意。原版节目里金字塔极具社会圈层隐喻的视觉效果,《加油!美少女》甚至《热血街舞团》等节目或多或少地消耗了这一设置。双通道与出场词的叠加,不仅以可听的方式展现了练习生所处的结构性差异,更以对位、对立或者对照的方式完成了原有隐喻的增量开发。抢位练习生、A班11人的可被替换,都含藏着设计者对社会流动的理解。第三次公演为位置考核,节目组受到填报志愿的启发,不仅将rap改成创作,更把中国老百姓并不熟悉的“位置”一词转化成“专业方向”。 《极限挑战》总导演之一任静曾在华师大的一次演讲中表示,我们会在真人秀里设计比赛规则,虽不设计结果,但会考虑多种可能性,再现场应对。我比较赞同任静的理念,或许在《创造101》里,我们将焦点更多地放在赛制的在地化改造上,而不是呈现的各种结果上。例如第四集第一次排名结果发布,赛制组别出心裁地设置旁听生环节,一面是选手上阵杀敌,一面是胜利队伍拥有抢救伤员(旁听生)的权利。在录制现场,选手的反应各不相同。第一位拥有拯救权利的选手开始,大家几乎相拥而泣,一片泪海;随后,某位海外选手所表现出的对拥有这个机会的欣喜,以及王菊主动要求成为旁听生的宣言,所形成的对比,颇有些微妙地显示出不同成长背景的选手不同的竞赛观。作为编剧,我们既不能低估了选手感性直观的社交手段的使用频次,又不可过高估计选手的抗压能力,以及最重要的,再现职场竞争感的意愿与理解力。当时我在导控室,节目一录制完,韩国方的一位资深电视人走到孙莉面前,不住地用英语说,你太出乎我的意料了。孙莉很干脆地回应,我只想展现有质感的竞争。这样直截了当的想法,我挺喜欢。 三 过去十余年间,女团始终与制服、大长腿与性感、可爱和御宅族等亚文化标签勾连在一起,因此,她们根本没有也无法走进普通大众视野,更不用说实现从年轻代际向拥有话语权的圈层、从青年亚文化向主流文化的反向流动。女团为何没有走进大众?接下来,女团还可以往何处去?这些问题连我们访问的很多练习生或女团成员都无法回答,她们对中国女团应当以及如何作为,几乎“无知”。

前1931组合 在策划第一集时,孙莉给编剧组提出一个难题,如何仿效当年《我是歌手》第一季总决赛的主旨“城中盛事”,将1931组合解散这一并非大众所熟知的新闻升级为一场“媒介事件”?所谓事件,它必须是大众的,而不是窄众的,是全民的,而不是圈层的。从1931这一中国大陆女团发展史上投资金额最高的组合,到SNH48,运营者无一例外地选择将女团主要定位在剧场,或者线下,而非线上,或者大众媒体。所以,假若以1931解散为“新闻钩”,导引话题,那就不能局限在行业内,因为大众不知晓,也不关心。相反,我们希望普通观众看了节目后,会去思忖,为什么花了这么多钱,没红,解散了,之前怎么都不知道这些组合?节目应当成为一次探索之旅,它无法越俎代庖地替受众思考,相反,它希望透过受众的点赞,寻求《创造101》究竟能创造出什么样的女团?

3unshine 因此,前期甄选选手时,节目组希望尽可能地网罗当下各类风格的女团或练习生。3unshine便是画风最为清奇的一支组合。2月,在得知她们的经纪人终于同意参加节目后,我和芦林第一时间赶到北京,对三位姑娘进行采访。首次见面,相互了解的过程还算顺利。不过,自筹备亮相环节的表演时经纪公司同节目组之间出现沟通错位后,围绕3unshine的事件和误会层层叠嶂,扑朔迷离,例如金字塔选座零妆容出场、Cindy和Dora被抢位练习生置换直接淘汰、Abby主动退赛等等。这一系列的事件暂且不说,单就三位姑娘在舞台上的表现和表演,让在现场的我感觉,她们似乎是这个行业里的卢德分子,不情愿、充满戒备,誓在打破一切规则;面对评委的批评,只准备了两天时间的毫不客气的回应,与其说是理由,不如说是一种迫不及待、毫无自卑感的下场宣言。

杨超越 在这一层面上,我更倾向于把杨超越与3unshine而不是王菊做一对比。她们算是小镇姑娘在这个舞台上的两极。与3unshine的存在本身就是对日韩女团标准的抵制不同,杨超越知道自己毫无天分却拼了命地挤入这个舞台,经济主义的诉求迫使怯生生的她横冲直撞地面对并学着接受一整套市场丛林法则。有时,毕业于社会大学的她会展现出“野丫头”的那股蛮劲儿,所以我更喜欢采访她,因为她基本上不惧任何问题,毫不讳言,尽管大多数内容实则不能采用,却能真切感受一个乡村小姑娘打造自身形象、渴望获得认同的心路历程;更多情况下,她在镜头前表现得爱哭,我见犹怜的模样的确撩拨不少直男的心弦,可能在不少选手眼里,这或多或少有点扮猪吃老虎的意味。无论如何,至少在节目前半段,杨超越的票数一路攀升,第二次排名结果发布时上升为第二,总决赛票选第三。 我不认为她单凭“好看,就可以被观众喜爱”,这一切仅仅是表象,一种烟雾,一层风景。粉丝们高喊“你只需要负责好看”,显示出投票主体自身对安全感的重视。有评论指出,这种安全感与直男把杨超越的毫无进攻性自动转化成对斗狠女权主义(fierce feminism)的嘲弄、贬低与反对有直接关联。这一分析不无道理,在颜值正义的时代,好看的确是她能迅速获得好感度的物质基础,而她“表现”出来的可控的无害性,以及偶尔爆发的失控的可控性,或许才是不论直男还是女性投票时所共享的心理公约数。然而,单纯从社会性别的角度来考察杨超越的走红,依然只呆在洞穴里看世界。有数据显示,她所吸引的粉丝大多属于二三线城市同龄人,他/她们对应着中国金字塔社会结构的中下层。在很多讨厌杨超越的人的眼里,她除了好看之外,一无是处。但至少她还好看,或许给她投票的大部分粉丝,不好看,努力过还依然碌碌无为。社会资源再分配的不公、社会流动渠道的堵塞,让这些人无法跳脱出原生家庭的命定性,如同《人生七年》里的某些孩子,一出生就决定了未来。给杨超越投票,端坐家中,方便快捷地使用商业投票的逻辑,便集体性地实现了一次虚拟的向上流动,更重要的是,执行了一次对出身与天赋不平等的、远在云端的补偿原则,即差别原则,仪式感十足,他人非地狱,他人即天堂。 杨超越曾在节目里声言自己是全村最后的希望,遗憾的是,超越因为自身能力的局限无法胜任逆袭角色,投票者无形中将之置于能力与成绩严重错位的尴尬局面。这一点在王菊从第二次公演爆红以后,更有意地被情境化。挺杨派与反杨派绵绵不休的争论,与其说是直男审美与伴随“她经济”而生的城市中产女性之间的交锋,不如说是城镇的社会经济结构同已然高度工业化的城市精英文化之间的一次公开对阵。有媒体批评节目组利用女性对女性赤裸裸的暴力赚取眼球,坐收渔利,我只能说,某些镜头的取舍,点到为止地展现了城市或高社会等级的女性以社会性别的内部排斥或者文化箝制的形式完成了一次阶层排斥的过程。

王菊作为抢位练习生进入《创造101》 中国的选秀节目从十余年前,就成为多元社会性别与性存在的表演与认同空间,各种社会性别的符号、文本与狂欢,天然地成为粉丝文化的标配内容之一,尽管这不必然地与平权或女权主义行动相互挂靠。《创造101》依然如此。只是,让我有些吃惊的是,王菊在这一次的文化狂欢中脱颖而出。很多粉丝认为她不应该参加女团,而应单独出道,高唱Meredith Brooks气质的歌曲,高扬一阙厌男主义的独立宣言。第一次和王菊见面后,我才发觉这着实是不少人一厢情愿的错觉。彼时,她身着一件浅绿色皮草,当我问她如何看待自己作为抢位练习生时,她的回答,不是侵略性十足,而是满怀感激。决赛前,我找机会和她聊了一会,她真诚地告诉我,她很想作为女团出道,个性的表达与加入女团,并不矛盾。这让我想起,每次采访王菊时,都能够真切体会到她随时可以引爆舞台的张狂,同线下接受采访时表现出的体面的世俗礼节之间的极大反差。王菊,如同杨超越一样,成为大众文化而非粉丝文化版图里某种对象性存在物,在其中,投票者映照或直观自身,寄托情感或虚拟交往。

王菊的逆袭宣言 谁也不曾料想,王菊在《创造101》的节目中段,当仁不让地成为逆袭者。一开始,王菊的镜头并不多,直到第二次公演阶段,她慷慨陈词,发表一小段具有“I have a dream”一般煽动效果的宣言——戴鑫将之剪辑进正片,这是六集以来给予她的最多时间的镜头,此后,网络上始料未及地掀起了一股来势汹汹的“菊外人”热潮。在写这篇文章之前,我接受过不少媒体的访问,如何看待王菊的出圈、走红?她所具有的社会学的意义,在此我不赘言。不过,有一点需要提出,王菊与许多同样在节目前半段并没有太多镜头的姑娘不同,她在第六集里的画面,完全靠自己“挣”回来——节目组有句话,“自己的前程自己挣”。没有自怨自艾,自我放弃,王菊顶着反日韩女团标准的黑亮外形,在舞台与平日训练中毫不怯场,越是公开场合愈发好勇斗狠、目标明确。这个节目,如同竞技场,它呈现了丛林环境里个人成功的多元路径;与此同时,根据原版节目规则,把成团的最终决定权交由受众点赞。这一简单原则,十余年前就不断叩击着精英文化的建制化与体系性边界;但在青年文化已经出现明显的部落化与圈层化的今天,这一投票逻辑,最大程度地激发了各种结构性差异的社会群体,对个人成功、对社会再分配与公正原则的社会想象。 记得第六集播出以后,对于第七集怎么剪辑,我给节目核心组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第七集是纯真人秀环节,是否有可能做成一集旅程式纪录片?选择多位选手与孙莉相遇,强调后者的作者身份(authorship),以上帝之眼来叙述她们参加节目前以及节目中的人生旅程,多位人物、多种出身、多条在改革开放四十年间新世代的个人命运线。借此,我希望能够中和第一集节目开场所传达出的一种老气横秋的、人文主义的、相对保守却依旧能催人泪下的讯息。可惜,节目素材量根本不够,这样的想法只好作罢。这也是我参加《创造101》的最大感受,想法的执行必定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例如主要以采访等公式化的手法捕捉选手性格与心理特征,这使得人物线的搭建,显得人证过足、物证不足。第四集的策划方案,原本是在一次开到深夜四点半的会议上孙莉突然间想出来,以诺兰的电影作品《敦刻尔克》为模版,梳理出第一次排名发布前一周、前一天的情形,并与宣布选手淘汰一小时进行时空对接。最终,我们舍弃了这个方案,首先时间不够,第一次顺位发布离这一集的播出,只有四天时间;其实最关键的是,以谁为主角,以谁为视角来拍摄,成为分歧的焦点。后来与戴鑫讨论的时候,她告诉我第三季《花儿与少年》曾经有一集尝试进行双时空的交错剪辑,结果,网上骂声一片,总导演吴梦知为此还专门发博进行解释。 四

吴宣仪在节目中接受采访 作为总编剧顾问,我一直对101位选手保持一种安全性距离。我不否认我的喜好,但它绝对不会带入到采访过程中。如何与选手相处,从编剧的角度,应该是此类节目的核心方法论之一。选手面对镜头接受采访时,或侃侃而谈,或谨言慎行,对此,观众很难避免产生各种情绪,因为它来源于每个人对自身生活及其危机的心理投射,与之相伴随的,也正是现代个体所遭遇的深刻的精神危机。因此,核心方法论之二是,如何借助社会学的研究,探索新的养成模式。有人倾向于构建精致鲜活的乌托邦世界,它锻造出的,只有一种冠冕堂皇的利己主义或者功利主义伦理观;然而,我更乐于探究选手在一个非纯粹市场化的环境中承负文化的主体性,以及与新青年的意识和需求、甚至整个社会的普遍期待和禁忌之间产生共振的能力,或者各种未知与可能性。在总决赛之前的群访中,有记者曾问导演组,这个节目似乎没有跳脱超女时代的影子。这个问题混淆了形式与内容之间的区别,关键不在于形式是否保守或激进,不在于选秀是否升级为真人秀,沦为一种形而上的技术层面的更新换代,永远抵不过内容的沉入现实,呈现现实。 对于这样的想法,不少人嗤之以鼻。一个节目需不需要承载如此厚重的社会责任感,见仁见智。2005年的选秀节目,强行被知识界和媒体“政治化”后,随着粉丝文化不断以可见的方式实现对大众文化和国家意识形态的突围,选秀节目成为一种偏离,意义缩减,“去神圣化”。此后,青年文化内部的部落化,异质性发展以及近乎相互隔离的状态,让视频网站接手偶像养成节目的制作,显得更具象,也更为戏剧性。这些媒体弄潮儿,强调形式或模式上的差别,只是为了凸显同选秀时代的“断裂”。这些扬着新模式的节目的叙述、运营逻辑和若隐若现的自主化发展,让舞台上只剩下一个主角,青年/产消者/个体,以及唯一的后台导演,资本主导的民营互联网企业。

《创造101》以超高热度收官,11位选手组成“火箭少女”出道 真人秀节目不一定会导向鲍德里亚所说的“一个新的诲淫、诱惑、眩晕、同步、透明和过分暴露的时代”,当且仅当它是观察式的和现实主义的。每次看《老大哥》或者欧美律政剧时,发觉它们总能迅速精准地切入社会肌理,相比之下,国内制作人依然持守于青春偶像剧的制作,显得狭隘而超现实主义。歌德在《浮士德》里写下过这么一句话,“有为者巍然看定四周,这世界对他几曾沉默。我要纵身跳入时代的奔走,我要纵身跳入时代的年轮”,这或许是对参加这个节目奋不顾身的选手,对制作这个节目义无反顾的电视人,最好的写照!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任《创造101》第一季总编剧顾问一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