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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手还是助推器?NPE出没 创新企业如何应对

  杀手还是助推器

  NPE出没 创新企业如何应对

  当一名长跑运动员准备反超时,有时调整好自己的节奏比超越别人更重要。

  一个国家的科技创新也是如此。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在一些领域的科技创新正由跟跑为主转向并跑或者领跑。与此同时,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显得更为重要。

  近期,无人机领域的几家企业关于专利的纠纷和诉求,受到不少关注。专利诉讼会对创新产生怎样的影响?随着创新的不断发展,中国应该如何捋顺科技创新和市场应用的关系?

  “专利流氓”,企业不堪其扰?

  2017年年底,深圳市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疆)松了一口气。他们对高域(北京)智能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下称高域公司)提起的无人机专利系列无效宣告请求,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以下简称专利复审委)通过。这就是业内常说的高域公司的专利“被无效掉了”。

  加上此前零度智控(北京)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零度)、广州亿航智能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航)针对高域提起的无效宣告请求,截至2017年12月29日,专利复审委(针对高域公司)共计作出23个无效宣告决定。

  在共同的对手面前,曾经就侵犯实用新型专利纠纷对簿公堂的零度和大疆成为战友。从2016年9月开始,高域公司对零度和京东的侵权诉讼共5件,随后4件被判专利全部无效。不久,大疆又对该专利进行了二次无效认定,最后的结果是全部无效。

  作为国内消费级无人机的领军企业,大疆密集“无效”高域公司专利的背后,是后者对前者批量的专利诉讼。零度和亿航也不例外。高域公司是一家注册于北京的科技公司,经营范围为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等业务。目前主营专利转让业务等,没有实体产品。这类企业常被称为NPE( non-practicing entity,非实施实体,只做专利转让)。

  NPE自从在美国诞生以来就一直饱受争议。NPE不实施专利,通过对专利进行转让、控告竞争对手专利侵权等方式获利,在一些地方,NPE的收入要超过专利实施实体,因此有人把NPE和专利流氓(patent troll)划等号。创建于2000年的“高智发明”是最有名的NPE之一,也是挣扎多年,希望洗脱“专利流氓”恶名的公司。

  大疆知识产权部崔明远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在他们遇到的案件中,非实施实体的企业发起专利诉讼的成本一般来说比较低,而被诉企业应对这种诉讼的成本则比原告高很多。“每10个案子,原告只购买一个产品去起诉,平摊到每个案子上可能只有几百元的成本。对我们来说就不一样了,至少我们去无效他的专利需要交1500元到3000元的费用,还要浪费一定的人力去应对这个事情。”

  但高域公司法人代表王琦琳表示,维权的成本其实很高。各地开庭他都要亲自前往,机会成本和时间成本都很高。一个拥有几十人知识产权团队的大企业可能看不上的成本,小企业承担起来并不轻松。

  崔明远则表示,此前大疆和其他厂商也打过官司。“假如友商拿专利来告我,我们可以选择拿专利告回去,因为我们的专利储备是比较多的。这样友商来告我们之前,他们还是会掂量一下的,不是在很必要的情况下,他们不会轻易提起专利诉讼。但对高域这样的公司,就是它可以告我们,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对其进行制衡。”

  这种情况并非独有。零度方面表示,这并不是零度第一次应对专利诉讼。但之前的诉讼都是实体公司之间的诉讼,与NPE之间的诉讼是第一次。这次的诉讼让零度十分警惕,因为他们认为,对方不生产和研发任何产品,企业无法对其进行反诉,而不得不把大量人力物力花在应诉无效等工作上。

  崔明远说,2016年6月开始被高域公司发起侵权诉讼后,“我们需要将本来可以用于创新的精力,来应对这个事情。”他说,大疆的知识产权团队基本可以独立应对这个事情,如果是一些知识产权团队不完备的公司遇到这种情况,它们就要委托律所去负责无效及诉讼的相关事宜,费用会相当昂贵。崔明远介绍,委托律所应对一件专利诉讼案子的成本少说也需要10~20万元。以高域诉讼大疆侵权的31个案子为例,委托律所处理可能至少要花五六百万元。

  高域公司在其官网上针对不同无人机领域的专利提出了转让价格。例如无人机快递基础专利转让价格100万元起,许可价格可协商确定。崔明远说,NPE在美国比较多,大部分美国NPE运营公司会收购一些有价值的专利,将有价值的专利许可给客户或者自行发起诉讼。而美国通过很多判例建立了不合理诉讼的律师费转移规则、对专利侵权案的起诉地进行限制的规则等条款。而现行中国法律规定,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条件,就可以发起专利侵权诉讼,没有对涉及NPE的诉讼做出特别规定。这可能给企业带来不少专利诉讼。

  零度知识产权部经理梁秀敏认为,中国目前的法律对保护实体企业免受NPE干扰的特别政策是不够的,仅仅指正NPE恶意诉讼可能就面临证据不足等多个困难。梁秀敏说,希望国家知识产权局在进行实质审查时,能够重点审查专利技术的可实施性,及技术内容公开不充分等问题。同时期盼法院在侵权案件审判中能充分考虑到以上几点,充分保护实体企业,抵制乱诉行为。

  “‘专利流氓’这个说法最初源于美国,现在已经被美国法律禁止了。在国内这个词用于宣传比较浅显易懂,被说习惯了也没辙,很无奈。”王琦琳说,专利流氓的外延是很不精准的。如果用专利流氓的口径去宣传,很容易误伤到包括大学和研究所在内的一些主体,以及国内推行的专利联盟、一些专利云平台。

  NPE究竟是创新的加速器还是绊脚石

  “王海最初打假的时候,没什么人愿意打假,当时这种做法有一些正面意义。”王琦琳说,在法律框架下,作为平等的行权主体,对整个行业乃至社会的意义都很难讲。

  王琦琳说,专利价值不能只体现在申报、资助、评奖上,到底值多少钱要在转让过程中通过市场价值体现。只有让企业愿意在创新上投入、保护专利,才能帮助整个行业的发展。

  北大法学博士、知识产权律师胡洪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从公司和组织层面来说,NPE并不是“流氓”公司的代名词。一所大学、专门运营专利的机构等,都可以是NPE。社会讨论比较多的是专门为了诉讼而运营的投机型NPE。

  “即使一个NPE是投机的产物,只要手上专利有效,不论是提起诉讼,还是要求实际使用专利的企业去付费,都是在法律允许范围内进行的合法行为,要客观看待。”胡洪说,社会之所以不提倡这种行为,是因为投机型NPE给生产企业带来了很大困扰,浪费了法院、专利复审委员会及媒体关注等社会资源。这和专利制度本身是相悖的。